1,中国 哪个银行卡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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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SBKEY和动态口令哪个安全
3,网银怎么转帐
4,中国有几大论坛
5,后浪是什么梗
后浪本意指晚辈(新人),但在流行语使用过程中词意范畴从宽幅走向窄幅,成为特指部分群体(生活品质优越,拥有大家羡慕的诸多自由选择权利的富有家庭中的青年)的汉语俚语。
“后浪”的本意是指年轻的一代人(晚辈)或者出现在某一领域的后来者(新人)。
五四青年节前夕,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Bilibili(江湖人称“B站”)推出了一部写给年轻人的宣言演讲《后浪》,著名演员何冰担纲唯一主角。视频一经推出,3小时观看量破100万,这是继B站新年晚会之后,又一“现象级”爆款。
随着演讲刷屏,“后浪”一时间成为热词。有趣的是,虽然演讲面向的是年轻人,但转发者更多的是中年一代。演讲者的本意,是驳斥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陋见,认为这代年轻人生逢盛世,且拥有了选择自由,他们“心里有火,眼里有光”,这令人羡慕也让人满怀感激。
但简单的“讨好”,并不见得会打动年轻人。一位年轻朋友的看法能够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爹味十足”,何冰表现得过于向年轻人献媚,反而和年轻人有了隔阂。一味礼赞“后浪”,其实也是在呈现“标准”答案,这种“标准”,恰恰是“年轻”的对立面。无论是“年轻人一无是处”,还是“你们都是对的,听你们的”,其实骨子里都有一种傲慢,而不是平等意义上的理解和对话。中年人不需要装作向年轻人学习,也不需要教他们做人,只需要各自努力,去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这才是对“后浪”最好的态度。
经过《后浪》视频后“后浪”一词也引起网民舆论争议,现在于部分网络论坛也延伸为代指相对于中国几亿普通青年而言的生活品质优越,拥有大家羡慕的诸多自由选择选权利(开心、朋克、前沿、永不服输、敢想敢拼,还烧了很多钱买数码产品)的富有家庭中的青年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该视频分为tv版和b站版,两版表意不同,争议较多的版本为b站版商业宣传片)
6,生活上的快乐
7,竖屏短剧优爱腾宣战短视频新武器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毒眸”(ID:youhaoxifilm),作者 颜琨。36氪经授权转载。
前天中午,爱奇艺推出了由网红辣目洋子主演的竖屏微网剧《生活对我下手了》。截至目前,该剧首集点赞量破17.7万,评论量达到7935条。虽然没有爆红,但是热度看起来仍然算一个还不错的数据——作为对比,在爱奇艺播出的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第一集的评论数量也才7464条。
首部竖屏微网剧《生活对我下手了》
“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爱奇艺认为竖屏内容一定会变成未来的一个主流方向”。就在一个月之前,爱奇艺创始人、CEO龚宇在今年的爱奇艺秋季悦享会上曾说。
除了爱奇艺的布局,毒眸(ID:youhaoxifilm)注意到,腾讯的yoo视频在此前曾推出过制作并不算精细的竖屏短剧《我的男友力姐姐》,优酷也在今年秋集上宣布制作竖屏资讯。
对于流媒体来说,做竖屏内容似乎并不意外。过去一年,短视频的快速崛起,极大冲击和分流了流媒体的流量。
QuestMobile数据显示,去年6月,短视频用户在前半年的总使用时长为1272亿分钟,在线视频用户的总使用时长则是6980亿分钟。而今年6月份,短视频用户的总使用时长已经增长至7267亿分钟,整整翻了六倍。作为对比的是,今年上半年的在线视频用户总使用时长才7617亿分钟,二者已经相差无几。到了今年9月,这一数据又继续缩减。
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对比(数据来源:QuestMobile数据)
短短两年,短视频的使用时长已经无限接近长视频,可以预见,在总时长上,今年短视频很有可能将超过长视频,而如何从短视频手中抢回更多的用户时间,是现在位居一线的流媒体优爱腾不得不考虑的事情。
“优爱腾布局竖屏,是一种防御”
早在去年,腾讯便已经试水过竖屏内容了。2017年6月,腾讯新闻出品了竖屏综艺《和陌生人说话》,截止当前,共有超过2800个豆瓣网友评分,豆瓣评分高达9.2分。虽然口碑极高,但是节目累计播放量只有1.7亿,制片人陈晓楠的金字招牌和竖屏的新尝试,都没能挽救节目高口碑低流量的走势。之后,腾讯似乎就没再推出过新的竖屏内容。
《和陌生人说话》节目标语
相比之下,爱奇艺则在今年高调得多。一个月前,龚宇在悦享会上表示,“竖屏内容一定会变成未来的一个主流方向,并且从草根型的内容主导变成专业型的内容主导一定是趋势。爱奇艺旗下的莱特工作室将通过合作的方式把草根用户、网红变成专业人士,做出专业的竖屏视频作品。”
一个月后,爱奇艺便推出了竖屏微网剧《生活对我下手了》。从剧集的阵容上看,爱奇艺的确下了不少功夫:主演辣目洋子是曾参演喜剧电影《胖子行动队》的新生代网生喜剧演员,该剧导演之一的乌日娜属于开心麻花团队。此外,包贝尔、马丽和沈凌的客串让这部短剧涵盖了不少专业化的喜剧人。
包贝尔客串出演《生活对我下手了》
而在今年秋集上,优酷也宣布布局竖屏资讯内容。优酷产品人员告诉毒眸(ID:youhaoxifilm),“目前市场上的咨询产品多为横屏视频,缺乏专门为手机用户定制的竖屏资讯。优酷此举是专门为移动互联网的手机用户定制的,希望能够吸引更为年轻的用户群体。”
优爱腾的集体尝试竖屏背后,无疑和受到短视频的冲击息息相关。
除去上文提到的短视频用户使用总时长已经和长视频不相上下,QuestMobile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2018半年报告》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作为优爱腾付费会员潜在对象的z世代(即95后)和小镇青年,在短视频上的使用时长占比分别达到7.7%和9.4%,已经超过了他们在长视频上的使用时间(7.3%和8.6%)。
z世代(即95后)和小镇青年短视频使用时长(数据来源:QuestMobile数据)
在体现用户活跃度的月度日均活跃用户数量上,短视频也已经成功挤进第一梯队。
QuestMobile数据显示,爱奇艺的6月日均活跃用户数量为1.3亿,仍稳居第一。但抖音和快手分别以1.26亿和1.09亿位列第二和第四,这让5月还处在第二名的腾讯滑落至第三,日均活跃用户数量还未过亿的优酷仍排在第五位。
在月活用户的增速上,长视频平台现在也跟不上短视频的速度。今年9月,在线视频总体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10.61亿,同比去年增长26.1%;短视频的月活跃用户规模达到了5.18亿,和去年同期相增幅69.5%。
优爱腾的焦虑并非只有短视频崛起带来的用户分流。如今,长视频和短视频领域的界限开始逐渐模糊,短视频内容也开始瞄准进攻长视频的领域。
今年8月,西瓜视频宣布入局自制综艺,并在未来一年投入40亿元布局移动原生综艺IP。两个月后,西瓜视频公布了9档综艺片单,其中不乏与朱丹合作的《丹行线》、与侣行团队共同打造的探险类真人秀微综艺《侣行翻滚吧非洲》。
西瓜视频部分综艺片单
阿里大文娱优酷副总裁郑蔚看来,短视频仍处在起步阶段,但视频网站的竞争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行业的天花板已经显现。“在移动为主要载体的互联网媒体中,在产品形态上没有更新,其实相当于一篇文章永远写的是八股文”。她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而爱奇艺推出的竖屏微网剧,或许可以看做是产品形态更新的一次尝试。“抖音和快手培养了用户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带起了竖屏看视频的风潮。优爱腾布局竖屏内容可以看作是一种防御。”ABD爱梦影业CEO雷鸣向毒眸表示。
迷你短剧迎来春天?
短视频带来的不仅是竖屏的竞争,也是消费者对内容消费的越来越快餐化、碎片化的改变。毒眸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被人遗忘的网络迷你短剧或许将重回大众视线。
2012年,《大鹏嘚吧嘚》《屌丝男士》等网络迷你剧一经推出便受到追捧。2013年,优酷出品、每集时长6分钟的《万万没想到》第一季被誉为“2013网络第一神剧”。此后,网络短剧便经历了一次创作高潮。公开数据显示,在2014年的网剧市场中,10分钟以内的短剧占44%,10至20分钟的短剧占27%。仅单集时长在20分钟以内的网剧占比就达到了71%。
《万万没想到》第一季
但第一批入局迷你剧的万合天宜和大鹏均没有能继续推出爆款迷你剧,反而都开始投身长剧与电影。而市场上的短剧也未能继续出现爆款作品,这让短暂繁荣的迷你剧很快出现断层。“做长剧是整个市场的盈利模式决定的。对于制作方来说,短剧的利润空间并不高。”雷鸣告诉毒眸。
虽然长剧成为了这两年流媒体剧集的主流,但是对于长剧来说,弃剧的风险也在逐年增加。数据显示,对于45集以上的电视剧,2016年的观众弃剧率是47%,2017年是50%,今年第一季度这个数据已经达到56%。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王娟在今年腾讯V视界大会上提出了“生死7分钟,黄金前三集”的观点。她表示,在看一部新剧时,有35%的用户仅观看了第一集前7分钟就弃剧了,与此同时40%的用户会在前三集弃剧。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王晓晖亦在今年的《2018中国网络剧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现在用户已经没有时间了,观众的观剧时长在逐渐下降,但全站整个的时长并没有下降。从任何数据来看,观众需要在最短的时间看到最好的东西,这是未来重要的趋势。”
爱奇艺在10月18日悦享会上宣布布局竖屏及短剧内容市场
观众观剧时长逐渐下降的驱使下,新玩家们早已在短剧领域跃跃欲试。“迷你剧短小精悍,可以随时随地占领用户的碎片时间。此外,迷你短剧的内容更加包容,在营销和招商上也更加灵活。”一位短剧制片人告诉毒眸。
大象映画是这一批玩家中的坚持者。2015年至今,大象映画一直在推进迷你剧的内容制作。2017年,大象映画自制迷你剧《情绪料理》在微博上线。这一IP的第二季正在各个平台播出,并拿到各平台的开屏位置。
大象映画自制迷你剧《情绪料理》
大象映画CEO黄伟桢告诉毒眸,尽管当下的迷你剧市场刚有火的迹象,但是前来寻求合作的头部文学、动漫IP数量变得很多,而且已经有大企业开始来寻求他们定制。
在成功推出的短视频IP《小情书》之后,新片场也正在筹备同名IP的微剧。新片场内容总监赵晋仪曾公开表示,“现在微剧市场不错,各个平台对微剧的看法比较乐观,商业上的变现方式也多种多样。”此外,新片场还将短视频内容横、竖屏的生产制作比由之前的7:3调整为6:4。
“竖屏短剧的出现,首先是符合了当下用户对于手机内容形式的需求。竖屏视频是更适应移动互联端发展的产物,也是未来视频内容发展的一种趋势。”新片场CEO牟雪告诉毒眸(ID:youhaoxifilm)。
youtube也推出了竖屏功能
擅长网生内容的ABD爱梦影业也已经在今年立项了两部竖屏短剧。“竖屏短剧这个行业和当年网大一样,谁先立住,谁出爆款,谁就能挣到钱业务滚起来。无论是优爱腾为了迎合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用户的观看习惯,还是内容创作者希望播出平台覆盖抖音快手,可以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竖屏短剧将会出现。”雷鸣说道。
虽然目前来看,都是新团队在做竖屏短剧,但这一领域未来的市场空间,仍然值得期待。要知道,在去年的时候,没人会想到短视频能分流如此多文娱内容用户的时间,而2017年以前,粗制滥造也一直是网剧撕不掉的标签。
一切都正好赶在风口上。
8,一个平台的左右为难Steam与垃圾游戏的斗争
Steam上的游戏日益增多,这其中也包含许多粗制滥造的游戏,对此,人们不止一次地重提雅达利危机。但或许不必如此忧虑,毕竟,我们担心的从来都不是好坏参半,而是坏的淹没好的。
实习编辑丨熊宇
2018年的Steam夏促结束了,今年的促销你买得开心吗?
每年促销,玩家都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这可未必是一件好事。根据Steam Spy的数据,2017年有7672款游戏在Steam上架发售(平均每天上架近21款游戏),甚至比2005~2015年间Steam发售游戏的总和还多。今年,Steam平台大量发售游戏的速度没有丝毫减缓。
可以想象,在这数量庞大的游戏中有多少是你永远都不会关注的。
从2005年开始,Steam平台上架了海量的第三方游戏,逐渐将自身的重心从销售和运营第一方游戏转向了经营专业的数字游戏平台。如果将游戏平台粗略划分为注重质量、游戏少而精的,以及注重数量、游戏多而杂的这两种,那么Steam平台现在无疑属于后者。
面对如此庞大的规模,良莠不齐的批评早已出现,尽管V社(Valve Corporation)做出了多种补救措施,但仍然有越来越多来路不明、质量低劣的游戏不断上架。这一情形很容易让人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雅达利惨案:短时间内雅达利主机上出现上万款同质化的游戏,玩家走进店铺之中只感觉头昏眼花,手足无措,随之而来的是市场的崩溃。
试试从随意摆放的书籍中找到特定的一本,游戏店甚至可以更乱
所幸情况还远远没有到达如此糟糕的境地,V社也一直在想办法避免雅达利式的危机。
丨 垃圾游戏的源头
或许你会感到不理解:既然垃圾游戏不好玩,自然应该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赚不了钱,那怎么还会有人不停上架这些无法赚钱的游戏呢?
在上世纪的雅达利时代,垃圾游戏的生存基础在于信息的不流通。作为玩家,你需要到实体店购买游戏,而在店铺中陈列的众多游戏展示给你的仅仅是包装而已。除了少数花费巨额广告费或口碑爆炸的游戏,在购买、运行前你对自己买到的游戏可能一无所知。雅达利也没有考虑过对游戏的品质加以严格审查,因此在玩家的耐心一次又一次被消磨之后,终于在《E.T.》发售之时迎来了大爆炸。《E.T.》支付了2000万美元的巨额授权费,但却仅仅花了5周时间制作,质量可想而知。最终《E.T.》出货量400万,实际销量仅仅150万,过半的游戏被集中销毁。此后玩家对于游戏市场失去信心,雅达利的游戏帝国就此崩溃。
《E.T.》是雅达利帝国崩溃的标志
然而,在Steam流行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互联网时代你能通过视频、直播等途径对想要购买的游戏有充分了解,有的游戏还推出了各种试玩版,Steam平台也有游玩2小时内无条件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垃圾游戏似乎已经没有了施展坑蒙拐骗的空间,可为何它们仍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死灰复燃,还越烧越烈呢?
不得不提的是Steam的两个机制:准入机制与社交设计。
Steam的游戏上架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平台本身还为开发者提供少量技术支持以及一定的宣传,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Steam才被视为独立游戏的温床;社交设计的目标则是让玩家在游戏之外有事情做,例如提供交流的空间、设计出一套社区的物品系统、能在主页展示自己拥有的游戏等。
Steam为每个游戏都内置了论坛、攻略等专区
上架容易意味着准入门槛极低,使得只要愿意,无论什么游戏都可以登陆这一平台;社交性强则使得玩家愿意尽可能多地收集游戏——而常常不在意质量。
这两个因素分别提供了垃圾游戏登陆Steam平台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前者使得垃圾游戏能够上架,后者使得这些游戏上架后有利可图。但偏偏,对于Steam平台来说,上架门槛低、注重社交是平台最重要的优势,即使它们带来了一些问题,也不可能完全舍弃。
因此,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丨 无法提高的门槛
在任何平台上架一款游戏都需要经过审核,但无论什么时候,Steam的审核策略都称不上严格。
在2005年开始上架第三方游戏后,V社组建了一个团队专门负责与第三方商谈上架游戏,这种方法后来因效率过低而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青睐之光”系统。
青睐之光于2012年8月30日上线,是一套以玩家为核心进行运转的机制,在国内也被称为“绿光”。开发者将游戏或软件提交到青睐之光社区内,经由玩家投票通过,V社再联系游戏开发者商谈游戏上架的具体事宜。青睐之光上线后,Steam平台的第三方游戏开始了爆炸性增长。
尽管最终被“直接发行”代替,但青睐之光曾为我们带了了无数的优质游戏,图为《盗贼遗产》
由玩家来决定一个游戏是否能出现在自己的平台中,青睐之光的创意极好,实际运行中却遇见了各种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各式各样的拉票行为,有的开发者在游戏登陆绿光后在各大社区开展投票赠送游戏激活码的活动;还有诸如Groupees之类的慈善包网站(这些网站以极低的价格售卖游戏激活码的合集,但游戏质量参差不齐)售卖绿光包,这些包中的游戏甚至还没有通过青睐之光,而是先卖未发售的游戏,促使买包的玩家前去投票。
这款游戏的迭代2年时间数到8,这是G胖永远学不会的特殊技能。更神奇的每一作都包含数百个Steam成就
这种情形下的游戏质量自然可想而知,青睐之光上线以来带来了《盗贼遗产》《去月球》等佳作,但带来更多的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游戏、奇怪的成就游戏(“Zup!”系列等)、未完工的游戏(《幻》等)——玩家们为了“喜+1”或获取Steam集换卡(一种可出售的社区道具,合成一套卡牌可以获得游戏相关的聊天表情和主页背景,还能使社区等级上升)等目的为青睐之光上的游戏投票。对于垃圾游戏来说,青睐之光简直是再好不过,只需要随便上传几个刚开工的简陋图像,再去部分社区发几个游戏激活码,就能不花一分钱上架一款游戏,上架后哪怕几毛钱都是赚啊。
2015年,V社曾经
公开表示过
对绿光拉票行为的不满,认为拉票行为会使绿光系统达不到它的目标,强调绿光阶段的作品应该是“实际可玩的”(而非画饼圈钱)。但是,V社的警告并没有什么效果,青睐之光依然如故,甚至一日不如一日。
最终,这一系统难以为继,2017年6月,Steam宣布终止运行了近5年的“青睐之光”,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系统“直接发行”(Steam Direct)。
“直接发行”是Steam商店中一款售价100美元的商品,想要发行游戏就要购买它
直接发行要求开发者填写银行、个人身份等信息,并为每个游戏支付 100 美元的可补偿费用。V社表示,公司完全不是为了赚这100美元,只是为了防止部分无意义游戏的出现:在游戏的销售额达到 1000 美元后,此笔费用将被退还。
正如Steam官方所说的,这是一个更高效的系统,在青睐之光机制下,哪怕是完全做好的游戏也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投票时间。在直接发行机制下,开发者只需要提前几周创建一个“即将发行”界面即可顺利发售。
“即将发行”界面,也是预购界面,为了在游戏发售前向玩家介绍游戏而设立
直接发行确实打击了部分垃圾游戏制造者。例如,部分开发商利用游戏能够产生Steam集换卡的特点,通过绿光发行大量千篇一律的游戏,然后将激活码出售给零售商,直接发行让这些公司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如果它们的游戏在Steam上销量不能达到1000美元,就需要为发布的游戏付出100美元的成本。
但是,更快速的发行速度同样使垃圾游戏的上线更无阻碍——只要它们的发售者愿意承担可能的100美元损失这样的小小风险。2017年9月,一家海外公司在Steam上注册了Silicon Echo Studios和Zonitron Productions两个马甲发行商,在直接发行上线的两个月内发行了173款“虚假游戏”(完全不值得游玩的游戏)。
Steam最终将上述游戏删除,但直接发行对游戏质量带来的影响已经可以想象。这时人们才确信,直接发行并非V社想要提高准入门槛的举动,而是认为“青睐之光”已不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索性去掉了它繁琐的流程。
至此,V社已基本上放弃了提高上架门槛方面的尝试。
丨 鼓励交互的设计
虽然V社无法设定一个门槛使得垃圾游戏不得登陆平台,但是,驱动垃圾游戏不断登陆Steam的不可能是“可以登陆”,而只能是有利可图。那么,利在何方呢?
首先就因为“喜+1”。喜+1指的是通过购买、抽奖或免费领取等方式让Steam游戏库新增1款游戏。在个人主页界面,你可以设置显示自己所拥有的游戏数量,这里的游戏数可不管你拥有的是什么游戏,无论是《最终幻想15》,还是一款仅售1元的小游戏,在这里都算作游戏数“+1”。因此,为了使这一数据好看点,有时候玩家自然乐于购买低价游戏。除此之外,扩充自己的游戏库也颇有一种收藏的乐趣。
除了显示游戏数,V社还设计了游戏数徽章,鼓励玩家收藏游戏,更可怕的是,数量更多的徽章还在不断设计着
Steam的激活码政策让玩家的“喜+1”更加方便。Steam规定,所有上架游戏都可以向平台申请激活码,并且无需任何费用。在早期,可申请的激活码在数量上也没有任何限制;后来则限制了数量,但这一限制十分微弱,对绝大多数发行者来说仍然是可以无限申请。激活码大大方便了那些希望低价、大量出售游戏的发行商,许多发行商与慈善包网站合作,一个游戏的价格甚至会低到0.1元一个(当然这是极端情况)。
Steam的社交系统是玩家“喜+1”的另一个理由。在Steam平台,开发者可以自行选择自己的游戏是否包含“Steam集换式卡牌”,合成卡牌、获得表情和背景并升级是Steam社区的主要玩法。此外,集换式卡牌还是可以出售的,因此对于部分游戏来说,购买游戏再出售卡片可以抵消游戏的购买费用。所以,一款完全没有任何可玩性的游戏,只要它带有集换卡,就提供了一个购买的理由。
通过合成集换卡可以获得游戏背景,背景可以在个人主页中展示。图为《Fate/EXTELLA》的稀有背景,在游戏刚发售时,此背景曾以680元的价格售出
除了集换卡外,Steam游戏还有成就系统,并且同样可以在个人主页展示,因此,有的游戏看准了成就数量这一点,拼命往并不好玩的游戏中添加海量的成就,诱使玩家购买。Steam成就的设计和获取方式本就没有主机游戏那么严格,主机游戏往往通过定价来限制成就(奖杯)的数量和分值,存档与账号绑定,Steam却往往通过导入存档就可以批量拿到成就。垃圾游戏大量设计成就,这让本就没太多价值的Steam成就更无价值。
一个粗糙的游戏却包含4000多个成就,这依然可以带来销量
Steam的社交系统其实是很成功的,它让玩家们在游戏之外有交流的空间,并且也紧紧依托着Steam商店与创意工坊等功能,但它却带来了一个略有些畸形的市场:游戏可以不是拿来玩的,因此它不必好玩,甚至不需要完工。尽管V社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采取了诸如限制游戏成就(其实上限是5000,没有太大意义)、
限制游戏掉落卡片
等措施,但从结果上来看,仍然没有遏制住垃圾游戏泛滥的步伐。
“我自己花钱买的游戏,凭什么要玩?”在这样半是玩笑的话语中能够看出许多玩家的态度。Steam被称为“男人的淘宝”,这固然受“为过去玩的盗版游戏补票”这一想法的影响,但Steam自身的机制是促使玩家消费的更重要的因素。Steam过去曾从这些因素中获利,因而带来的弊端却是缓慢累积的。
丨 没有终点的战争
按照V社的设想,Steam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Steam的
官方博文
中这样写道:“每当Steam 开发下一个新功能或推出变更的时候,如何让顾客开心永远是我们最主要的考量;衡量的标准,则是我们将顾客与优秀内容牵线的顺利程度。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若要想朝着这个目标持续迈进,就不能让 Valve 的少数员工继续替各个喜好不同的客群,预测哪些游戏才会引起这些顾客的兴趣。”
V社谈Steam商店的设计
V社的确做到了“不让少数员工替玩家做决策”这一承诺,只是青睐之光让玩家做决策的点子也算不上成功,直接发行模式也没有拯救这一切,100美元,这是任何开发者都付得起的价格,因此上架游戏数量再次增加——青睐之光就像是一个不好使的筛子,直接发行则让各种游戏直接井喷。过多的游戏使得人们的选择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如今Steam已不被称为独立游戏的乐土——能够上架与能够盈利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
2018年5月,部分在Steam平台上含有成人要素的游戏的开发者收到
平台通知
,要求他们进行审查,并被告知游戏可能被下架。此消息一度被认为是V社将对上架游戏严加审核的信号。令人惊讶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月之后,Steam通过官博发表
一则声明
,表明任何游戏,只要不抄袭、不违法,都将被允许上架,但开发者有义务向V社说明游戏包含的争议信息,以便于V社进行筛选并向玩家推送。
V社的声明,全文很长,可以参考上文的链接
这一声明让部分玩家高呼“Steam彻底放弃治疗”。事实上,这个决定不过是申明V社一贯的立场而已:平台的开放性是首位的。因此,他们就必须要为这种开放性承担代价。
V社的困境在于既不能限制开发者,也不能限制玩家。限制开发者,就是严格审查上架游戏,不仅考察其是否违规,也要考虑其是否有趣,能否盈利,但这样就与索尼、任天堂或是EA、育碧的平台没有了差别,要么为此投入海量的人力,要么缩减自身的规模。以V社的体量(据传是300多人,当然也有3个人的玩笑版本)和取得的成就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限制玩家就更麻烦了。有的玩家认为,很多游戏是“4399”不值一提;有的玩家认为,R18游戏应该彻底消失,有的玩家则认为,不能刀刀见血就没有乐趣……但几乎所有玩家都会抱怨:怎么有这么多不好玩的游戏!尽管真的有那种百分之百的垃圾游戏,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很难有一款游戏让所有玩家都讨厌它。那么,只有百分之一玩家喜欢的游戏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好游戏”是个完全主观的判断,V社当然无法控制玩家的喜好。
又不能增加过多限制,又不想让垃圾游戏泛滥,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人越多的地方,事情就越复杂,Steam平台就见证了问题越来越复杂的过程。V社给出的回应是,他们将不去筛选开发者,也不会限制玩家,而将致力于构建游戏到玩家的良好连线。换言之,致力于让玩家找到适合自己的游戏。
V社在
《我们从青睐之光中学到了什么》
的博文中回答了他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在台面下做了很多努力,像是大幅度改进 Steamworks 中的开发者发行工具,方便开发者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其他努力则明显许多,包含探索更新以及引进用户评测、探索队列、用户标签、简化的退款流程、Steam 评鉴家等新功能。”
V社提及的这些改动,全部都不会阻止垃圾游戏进入Steam,可能阻止的是已经存在的垃圾游戏对普通玩家的伤害:通过算法减少你看到不感兴趣的游戏的几率,通过评测让你在购买前对游戏的情况有大致把握,再通过退款弥补你一时冲动的错误。这很有可能是V社对垃圾游戏现象的最终回答。
在Steam的首页推荐中,你看到的大多都是热门游戏,这减少了新的独立游戏的曝光量,也防止了大量的垃圾游戏污染首页
丨 结语
可见,Steam其实并没有太考虑去限制不断增加的垃圾游戏,因为限制它们得不偿失:会增加平台成本,还破坏平台的开放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当代与雅达利时代的不同:信息是流通的,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筛选。目前的解决方式在体验上还有种种问题,但这一思路也已经收获了不错的成效。
问题从来都不是好坏参半,问题是坏的淹没好的,只要能够找到呈现“好游戏”的有效途径,就能够让人各取所需。Steam上线至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传奇旅程,至今人们仍然难以想象:一个小公司如何运营起这么巨大的平台。这其中的秘诀大概就是,不事必躬亲,而是通过底层规律引导开发者与玩家,致力于建立一个渠道。开放性,这正是相比其他平台Steam最特别的地方。
当然,一切都还没有结束。日渐增多的垃圾游戏、无用的成就、略有些浮夸的个人主页,这些可能是Steam永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只要它还能给你想要的,就仍然值得使用。
原文链接:一个平台的左右为难:Steam与垃圾游戏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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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药神是英雄还是商人
编者按:
《我不是药神》热映,原型陆勇的故事再度进入公共视野。他是慢粒白血病人,先为自救、后为救人而推广印度仿制药。
今天,《知识分子》推荐《智族GQ》讲述的关于陆勇的另一个故事:在推广某印仿药七年之后,陆勇转而推广另外一种“药”,印度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他曾为Imacy在中国的推广会站台、在媒体上宣传、并牵线Cyno公司与云南药企合作办厂。
去年3月,《智族GQ》编辑与陆勇一起前往印度。经实地采访发现,Cyno公司有以下疑点:1,药厂售药不要求出示处方,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4。2,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3,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Imacy,中央药监局查不到,90%的Imacy通过邮寄方式销往中日。4,截止2017年5月初,生产许可不合规且过期。且经中科院检测发现,Imacy的有效成分远小于原研药。专家介绍,这种药因其药性不稳定,对慢粒患者长期治疗是“有危害的”。
陆勇拥有高知名度,只推荐Imacy,令其几乎等同于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许多患者因此并不清楚,印度许多大药厂都生产格列卫仿制药,价格在七八百元。患者完全可以有其它安全、有效、便宜的选择。
撰文 | 靳锦
仿制救命药
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现名《我不是药神》)剧组。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他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艾滋病、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药企Cyno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后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药。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Natco公司生产的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Veenat后,陆勇把推荐的药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Cyno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它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他创立的QQ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Cyno。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Cyno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Cyno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 Jain),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
“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Cyno所产Imacy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白天最多爬升至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卖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如日本。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Veenat。”Veenat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陆勇摩挲着Veenat的盒子。Veenat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Cyno。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Imacy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Natco的药。”尤努斯说。我问他是否知道Cyno公司。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Cyno的任何药品。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Imacy)。“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准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一盒Cyno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Natco生产的Veenat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Veenat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来存在的。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比电影更复杂的故事
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34岁时,陆勇收到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陆勇说。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提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卖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最后抓我过去,要起诉我,最后倒过来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Cyno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Cyno生产的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也没有。“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Cyno的药。但Cyno初进中国市场时,与Natco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Cyno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Cyno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过宣传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2011年,Cyno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Cyno介绍给患者。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drugsupdate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Natco之外,还有7家,包括Sun、Lupin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Natco相仿。陆勇说,只推荐Cyno的原因很简单,“因为Cyno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他说自己看过Cyno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她联系了Natco的人,唯一确定的,是Natco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Cytecare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Vihar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Cyno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以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Cyno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Cyno的公司,”他告诉我。热心的店主用谷歌了搜索了一下,说Cyno的地址应该在Preet Vihar。
Cyno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Preet Vihar附近一栋棕红色建筑内。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Gukka和Cyno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成为了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Natco的老板和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Natco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Natco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之后,Natco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顺利渠道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这个信息。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了。”陆勇说,Natco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Cyno公司生产的药,而Cyno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陆勇又说,这是Cyno的商业模式与Natco不同。“Natco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话很烦。”
Cyno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Cyn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Imacy
4月5日,我在Preet Vihar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他把采访地点定在Gukka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四十度的天气中,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当时Cyno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Natco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Veenat。
2010年起,Cyno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Cyno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Cyno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Imacy。印度制药业发达,有数千家药企,桑杰说,Cyno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Cyno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Natco公司的Veenat捆绑销售。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Cyno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提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QQ群中的一员。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Cyno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他推测陆勇对Cyno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新闻,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据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45度的高温。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Cyno的药。“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Cyno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位它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往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Cyno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Cyno方面提供的。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Cyno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Cyno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Cyno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Cyno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做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Cyno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sche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桑杰另一家药企Gukka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本文刊发于《智族GQ》2017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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